撰文/杜晋华

　　面对徐童工作室窗外的燕郊“夏威夷湖”，采访一路跑偏。没有挖到镜头背后徐童与小偷、乞丐、小姐、算命大师等同吃同住的故事细节，没有挖到被徐童剪刀手狠心舍弃的那100多个小时的素材里都有哪些精彩，也没有挖到太多徐童个人的成长记忆、生活经历，但当他说到“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，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，虽然不一定即时就拿出来展示”时，一切都对了。纳茶、候汤、冲点、刮沫、淋罐、烫杯、洒茶，几道泡茶工序在徐童手中完成时，采访已经无主题漫谈近4个小时——就像他深度融入拍摄对象的生活，慢慢浸泡，“放任自流”地手工制作纪录片。目前，他的“游民三部曲”《麦收》《算命》《老唐头》已有新续，其四《四哥》制作完成，对象特殊，不急放映；其五《小凤》从《算命》起就在进行中。

　　陪另一个人，过另一段生活

　　“按摩店让仇人举报，在朝阳拘留所里待了13天，出来以后就把店给兑了，从此下落不明。”在纪录片《算命》里，这是按摩店老板唐小雁最后的交代。徐童在此给观众埋了个有悬念的伏笔，因为生活也给他埋了一个伏笔。好戏永远在后头。

　　2009年3月底，在云南参加“云之南纪录影像展”的徐童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求救，“唐小雁被关店拘留了。”第二天徐童飞回北京，开始“捞”这个认识不过两个月的拍摄对象。其时，还在燕郊落魄租房、举债拍片的他手上只有2万块拍片经费。他即时抵押了自己的车凑足7万元，在第13天时把唐小雁救了出来，第二天便是提审判刑。对于当时捞人的周折与仗义，徐童不愿再提及细节经过，也不愿“卖好儿”问唐小雁为何向自己求救，但他有自己的判断，“要想尽一切办法救她。我是以她的方式来对待她的——信任，还有仗义。”

　　“徐童特别好记”是唐小雁的理由，她没有说的是，自己对这个和算命老头、按摩小姐同吃同行的导演已有天然的信任。唐小雁第二天就取钱还给徐童，“徐童，你让我干任何事都行，就是要我的命我都能给你。”

　　唐小雁的报恩方式很江湖，《算命》里，这个命运只剩“坎坷”来形容的“老鸨”真容出镜，没有打马赛克。她还把自己的父亲介绍给徐童。2009年秋，徐童去黑龙江看望当时开煤窑放高利贷的唐小雁和她的父亲老唐头，这个沧桑倔强幽默真诚的八旬老人，用不到一个月的井喷式人生回忆征服了徐童。他回到北京，重新装上拍摄设备，开车回黑龙江老唐家里，开始了长达半年和老唐头同吃同住同行同睡的拍摄生活。

　　徐童早已领教老人过剩的精力、过强的记忆力和过旺的表述欲，他甚至无须捕捉和珍惜老人的火花瞬间，“同一个段子他能说好几次，每一次的用词、语气、手势和音调都完全一样。”老唐头看到成片时，居然小有不满，本以为是自己独角唱大戏，谁料到还有其他家人的不少镜头：依旧做着文学梦的三儿子、对老唐头夜半自读发出声响不满而意图离家的女婿、被生活逼到当众飙泪的女儿唐彩凤……如同大多数一年一聚会的大家庭一样，这个春节过得鸡飞狗跳，但哀而不伤。

　　所有人在激烈冲突时，都会想到家里这个举着摄像机的客人，“徐童，你来说说……”这个时候，徐童不是法官，更无法断家务事，他只是倾听者和观察者，也不愿意把自己推到参与者的位置，“身在其中隔岸观火，不去做导向性的左右，打破人物本身的意愿。”

　　拍《麦收》时，和妓女苗苗的生活裹挟在一起的徐童有时候自己也无法辨别身份，更数次被苗苗的朋友以为他是圈里哥们儿。《算命》里有一幕，厉百程、媳妇石珍珠、石大嫂并排睡在炕上，老厉伸手拉线关灯，却不小心拉了电视机的开关线。能拍出这样的细节只有一个可能，摄像机就在炕头——其时举着摄像机的徐童就睡在老厉身边。老厉夫妇去残联讨要补贴时，片中展现了两个残疾人一步一步挪上残联的三楼，认定“纪录片应该充分展现历史细节，而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”的徐童的原则是，“镜头必须跟着人物，必须深究他们怎么上楼怎么拐弯怎么进屋。”艰难上楼，尽见残疾夫妇在寻求权益保护时的艰难与卑微。

　　初识老厉时，徐童每周都会去拍一点素材玩，当接触到老厉三教九流的客户后，当时还在市区的他天天跑燕郊，直到决定拍成长片便索性搬至燕郊，和老厉夫妇一起生活数月。《算命》一片中，老厉对徐童的口气从客气介绍到分享“(请咨询客服了解价格)娶了关在草棚子里的石珍珠这个傻媳妇只为‘办事’”。徐童分析，这样的信任来自于自己对老厉他们的“喜欢、欣赏、羡慕甚至责任”，而不仅仅是“悲悯”。他也会对唐小雁分享自己的隐私，“她了解我之后，也有利于拍摄。”

　　和命运实实在在地纠缠在一起

　　采访的时候，徐童接到一个南方纪录片单元的邀请参展，他抱歉谢绝，“手里是有一个成片，但不能公开放。” 徐童说的是已经拍摄剪辑完成的《四哥》，海报也已经挂在工作室的墙上，但何时何地适合放映，是比寻找线索、拍摄、制作更难的问题。四哥，唐小雁的四表哥，一个行为屡屡触犯法律的嫌疑人——这个角色的选择意味着公开放映就会伤害到四哥的权利，也会招来比当时《麦收》更激烈的人权主义者的批判围攻。

　　成片之后，徐童把四哥请来工作室，给他一个人“审片”，四哥看片之后“咧嘴一乐”，“行，挺好。”随即补充，“国内不能放，国外随便放吧。”能随便吗？

　　尽管徐童强调“纪录片只是人物面对镜头的‘表演’，不等同于没有摄影机在场的真实现场，所以不能作为取证证据”，但在法律尚无定论之前，他不能以四哥的安全来冒险。徐童记得纪录片史上的一桩彪悍旧闻：波兰著名电影导演克日什托夫·基耶斯洛夫斯基曾是纪录片导演出身，早年镜头下的一名小偷因为被拍摄出镜而被抓之后，导演决意再不碰纪录片。

　　徐童问记者，你扛得住镜头的拷问吗？他自己回答，反正我肯定不能，何况是他们。 真实是有杀伤力的。如果以伤害个体为代价， 再好的立意也会土崩瓦解。 6月初，徐童参加的《锵锵三人行》播出后，《麦收》又被新认识徐童的网友“起底”，徐童再次开始救火，数次留言发视频的网友删帖，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犄角旮旯。几次风波之后，他不愿提及《麦收》，在微博统一倡议， 从自身做起，“不观看、不讨论、不传播”。

　　徐童个人无意窥私，“因为我在努力做到和我的人物生活在一起，也让他们(游民)进入我的生活、我们的生活——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生活。” 这是一个更大的生活，这样的生活状态当中，没有窥视，一切变成“我就在现场”。 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唐小雁跟着徐童去荷兰鹿特丹、瑞典哥德堡、日本东京、韩国首尔等地参加了20多个电影节，他甚至还想在剧组给待业唐小雁安排一个职务，“她可是从按摩院、黑煤窑老板到拍电影都干得了。”2011年在“第六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”上，唐小雁被颁发“真实人物奖”，“她的出现将有助于探讨纪录片本体问题和纪录片伦理问题，也有助于揭示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。”每每说起此，徐童都难掩骄傲，“这是第一次，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将大奖授予一个真实的人物。如果没有她们慷慨坦然地贡献自己的生活，我将永远蒙羞于纪录片无休止的道德谴责，也无法跨越纪录片原罪的深渊。”

　　——这也是徐童找到的解决纪录片原罪的方法。唐小雁的合作与参与让徐童不为纪录片的原则纠结了，而是尝试着和拍摄的主角建立合作关系，一起走完一段生活，“她的参与方式表明，纪录片不是导演将自己的镜头对准某个人或某个事件就是真实，绝对真实是不存在的。纪录片是建构出来的真实，是真实的虚构。它是在生活中共同创造和完成的。它是需要时间浸泡出来的。新闻是抢出来的，纪录片 是“长”出来的，需要在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。”

　　有一次唐小雁和徐童在燕郊吃饭，被路人认出，“你是小雁姐吧？我看过你的片子。”徐童说，“纪录片有意思之处就在于此：不像虚构的剧情片，而是和生活，和命运，和实实在在的日子纠缠在一起。”

　　“拍(性工作者、八字先生、乞丐、智障等) 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，我希望感同身受，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，开始一段‘负罪感’的，宿命般的表达。‘道德底线’问题，就像咬屁股的老虎，这几年追得我挺恼火。 既然大家都明白纪录片的原罪，那么片子还是照样拍，还越拍越多；电影节照样办，这不是明知故犯吗？就我个人来说，既然我选择了原罪，这就是宿命，就没有资格去谈论‘道德底线’的问题了。因为，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在道德底线之下了，还有什么底线可说的？所以说，我无法说‘道德底线’是怎么回事，更无法说这条要命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。”

　　徐童正在进行中的是“游民五部曲”之五《小凤》(唐小雁本名唐彩凤)，他苦恼于是不是以若干个梦的形式来再创作经历丰富、浑身都是戏的唐小雁。徐童逐渐感到自己和摄像机成了唐小雁的“工具”：“很多时候，是她在控制节奏，她突然想表达对生活的看法，想利用影像传达自己的东西，那么我们就拍。我觉得这已经是一种合作关系，这种合作关系甚至是不平等的，因为她成了编剧，也是故事脉络的导向，我们之间已经不是导演和剧中人物那么简单的关系，而是在共同创造一个作品，而且创造的过程以她为主。”

　　《老唐头》里“穿红绳”那一段拍摄，“我当时离她也就10厘米， 想要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，她坐在床上，我都几乎快贴着地了，她用针刺穿肚皮，拿钳子往外的时候，我那一瞬间感觉她已经忘掉摄像机，忘掉了地上还跪着一个大活人在拍摄她。这时候如果旁边再有一个摄像机拍我们俩，一定觉得挺荒诞的——这肯定不是纪录片，这是一个剧情片的拍摄场景。” 唐小雁的放松甚至让徐童以为她在演。他不纠结于镜头面前角色的“表演”与“编撰”，“每个个体都自带过滤功能，所有口述历史都是被还原的二手的历史，所以我本身不追求纪录片的绝对真实。也许有人质疑老唐头他们有表演欲，这很好。纪录片的镜头正是需要给人物以刺激。”

　　有观者用“用一种剥夺尊严的方式还给他们尊严”来解释徐童将“镜头对着人物大特写”，徐童不同意：“这是一个逻辑错误，纪录片是为人物建立尊严，但近距离镜头是因为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，不是为了拍摄而离得近，而是因为生活中的摄像机已经就在那儿。”对于圈里“和被拍摄者保持一定距离”的说法，徐童不以为然，“拿着摄像机站在5米以外用长镜头去拍人家，人家就不知道你是在拍摄吗？这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。拍摄者不是墙上的苍蝇， 你必须要首先是个生活者。你只有和人物一起生活，人物才能对你产生信任，才会把心里所想的告诉你、展现给你，这才是最自然的方式。

　　“没乐趣就不活了吗？”

　　“又要撂下父母离家了。转眼我就快50了，可对家庭的回报太有限了。”采访后的第二天，徐童即将前往蒙藏之地，为自己执导的第一部剧情长片，开始长达两个月的体验生活——这就是游民导演近8年以来的生活常态。虽说去年在燕郊安了家，北京市内的父母也搬来同住，但徐童只在制作后期才会回到这个对外号称“徐童工作室”的家。这个北京出生、长大的男人，对着窗外“夏威夷”“香榭丽舍”等洋气的燕郊楼盘笑笑，“其实我从小也是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长大的。”

　　1987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摄影专业毕业，进不了体制内电视台的徐童，开始了扛机器的游民生活。 近20年的时间里， 他混在剧组、广告公司、宋庄艺术村。2006年，“处在生活的最低点，有关生命、生活的压力全都在身上，而且一事无成。在最糟糕的情况下，最能觉得自己本质是什么，最能够看清自己本来是什么样儿”的徐童憋着这些年摸爬滚打的汗与泪，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《珍宝岛》，生活有多荒诞粗陋，小说就有多戏谑凶猛。他笔下有小时候成长环境里的棚户区，也有20年游民生活里看到的妓女、小偷等底层群相。

　　“我们这群出生在60年代、长在70年代、成长在80年代的人”，在江湖中摸爬滚打未曾赢得功与名，但积淀了对底层江湖的亲切、敏感，以及尊严。和徐童一起录制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唐小雁，整集节目从头到尾没有说出一句脏话。领教过王朔等太多文化名流在节目中粗口的窦文涛在结束时感叹，“(唐小雁)表现出很强的这种控制能力，实际上是很聪明的。”平时恨不得句句飙脏字的唐小雁开玩笑，“我在江湖上这么多年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收放自如。”徐童很感动，“足见唐小雁的尊严感和克制力。”

　　一步步退守到燕郊的北京人徐童，曾经对不住不能理解自己状况的父母。在父母眼里，儿子“都上完大学了，漂泊数年，还又和一群流氓、妓女、黑社会混在一起”，更何况卖房子拍片，可还行？但当父母看到“游民三部曲”之后，又推荐给老一辈的亲戚同事。徐童知道，这是父母在表达肯定之意。

　　但现实的困顿不会因父母的理解而消除。每次参展电影节，徐童填表很省事：导演、编剧、摄像、采访、录音、剪辑，通通都是他一个人。他人能抵得上一支部队，徐童可以抵得上一个剧组，只为节约开支降低成本。微博上，徐童数次表达过类似于“拍纪录片就是慢性自杀”“不疯魔不成活，拍得越多越分裂”之类的绝望。剪辑《老唐头》，做配乐《美酒加咖啡》时，少有泪的他悄悄哭过一次，因为没扛住那种往事重来的感觉。

　　对头发已经花白的徐童而言，比作品更有价值的在于，“无形当中，你变得自信，活得不那么犬儒、唯唯诺诺，你不再畏惧。游民社会给我一种可以支撑的东西，像他们那么活着，是有力量的。你看苗苗，她周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，她是有担当的，处处体现她的尊严。空谈公民社会，其实这些人，恰恰是最有公民意识的，她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， 本身就是合格公民的第一步。知识分子居于高处，理应为别人去担当，但这些底层的人，他们一切资源都那么匮乏，你要求他去为别人？他能够担当起自己的生命， 他就不简单。”他说了一句“绕口令”，“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想成为他们，却又永远成为不了他们”，但他绝不愿意代表他们，无人可以代表他们。

　　《算命》里有一幕：一个乞丐每天睡在大街上，徐童问“你这样生活有什么乐趣？”乞丐反驳他，“没有乐趣就不活了吗？”观者与徐童顿悟。于是，《老唐头》里唐小雁离家时，徐童的镜头对准了车窗外春寒料峭的冰河，而冰正在融化。他用了邓丽君的《偿还》配乐。

　　这一幕徐童用心良苦，“可能很少有人留意过，极寒地区的树木，往往一个季节便完成了其他温带地区树木三个季节里发芽、开花、结果的生命。这就是生命力。”徐童眼里，游民生活哀而不伤，纪录片不是苦难的描述，重点在于体悟他们怎么对付苦难。底层民众都有着野草一样的生命力，顽强有劲，就像老唐头和唐小雁争吵后的开怀大笑。